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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家家学胡乐: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例证

文章来源:未知         发布时间:2021-09-25 16:08

  展开历史长卷,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,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;从“洛阳家家学胡乐”到“万里羌人尽汉歌”;从边疆民族习用“上衣下裳”、“雅歌儒服”,到中原盛行“上衣下裤”、胡衣胡帽,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、胡琴、旗袍等,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。各族文化交相辉映,中华文化历久弥新,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。

  当你走进音乐厅欣赏一场具有“中国风”的民乐表演,深沉幽婉的二胡、清脆如潺潺流水的扬琴,还有“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”的琵琶……你可知道,这些具有典型中华民族气派的乐器,其实最早都是“胡乐”吗?

  “城头山鸡鸣角角,洛阳家家学胡乐。”在中唐诗人王建的《凉州行》里,描写了当时“胡汉交融”的景象:凉州一带,过去不识稼穑的胡人“相学如今种禾黍”;而东都洛阳的人家,研习胡乐成为一种风尚。

  胡乐,是我国古代中原对北方、东北、西北民族音乐舞蹈的称呼,尤其是指来自西域一带的乐舞。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,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,悠扬婉转的横笛,以及“十二门前融冷光,二十三丝动紫皇”的箜篌,都成为中原常见的乐器。汉代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就写到,女主人公刘兰芝 “十五弹箜篌”。

  琵琶的流行,离不开西域龟兹(今新疆库车一带)乐工苏祗婆的功劳。苏祗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,他不仅琵琶技艺超群,而且精通音律。北周时期,他将西域“五旦”“七调”等音乐理论带到中原,奠定了唐代著名的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,成为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很多中原人师从苏祗婆学习琵琶技法,从此琵琶大盛,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之一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”在唐人的诗歌里,处处可见琵琶的身影。

 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,到了隋唐时期,从宫廷到民间俨然掀起了一股崇尚西域乐舞的浪潮。在隋炀帝所定“九部乐”中,“西凉乐”“龟兹乐”“康国乐”“疏勒乐”“安国乐”等均来自西域,《新唐书》记载唐代宫廷乐工分四部,其中就有“龟兹部”“胡部”。可见,西域音乐在隋唐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  众所周知,唐朝是一个流光溢彩、绚丽多姿的王朝,其多姿多彩正在于对各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气度。瑰丽奇特的音乐文化,就是盛唐气象的展现。从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”的横笛,到“中军置酒饮归客,胡琴琵琶与羌笛”中的各种乐器,从“人间物类无可比,奔车轮缓旋风迟”的胡旋舞,到“环行急蹴皆应节,反手叉腰如却月”的胡腾舞,现存大量诗文说明,西域乐舞不仅深刻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,也深刻影响了中华音乐文化的进程。今天,我们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,从西安、吐鲁番等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出土的唐三彩、陶俑上,能看到不少关于唐代乐队、舞伎的刻画,它们生动饱满、元气淋漓,仿佛将我们带到那个声韵流动、光彩耀人的世界。

  自唐以降,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融互鉴仍在继续。唢呐,这一极具中国乡土特色的乐器,是在唐之后经由西域传入中原并渐渐被广泛接受的。可以说,一些古代乐器在它的起源地已经失传,却在中华大地深深扎下了根,成为中华民族乐器中的瑰宝、中华音乐文化的代表。

  千百年来,中华文化的大河滔滔向前,奔腾不息,是因为有各民族文化的活水不断汇入。自古以来,少数民族就能歌善舞,如今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和特色。在《星光大道》《中国好歌曲》等电视节目中,少数民族选手的表演原汁原味原生态,深受观众喜爱。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、蒙古族长调民歌、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、中国朝鲜族农乐舞、侗族大歌等,与源自中原的昆曲、古琴艺术等,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,成为中华文明对人类音乐文化杰出贡献的代表。各族文化交相辉映,中华文化历久弥新,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。